行路难五首 其五

邴原少孤，数岁时，过书舍而泣。师曰：“童子何泣？”原曰：“孤者易伤，贫者易感。夫书者，凡得学者，有亲也。一则愿其不孤，二则羡其得学，中心伤感，故泣耳。”师恻然曰：“欲书可耳!”原曰：“无钱资。”师曰：“童子苟有志,吾徒相教,不求资也。”于是遂就书。一冬之间，诵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 我们要好学，并且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。
也应向文中老师学习，无私给予别人求学的帮助，尊重爱学习、有志向的人。

小桃枝下试罗裳，蝶粉斗遗香。玉轮碾平芳草，半面恼红妆。
风乍暖，日初长，袅垂杨。一双舞燕，万点飞花，满地斜阳。

　　上片“小桃枝下试罗裳”，是说出游前的准备。天气渐暖，要换上春天的罗裳，不是一换就得，所以要试，试衣于小桃枝下，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。站在小桃枝下，映衬唐人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中的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不仅如此，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。不说蝴蝶环绕飞舞，却说“蝶粉斗遗香”，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，哪一种更香，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本来也是美的化身，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，才有化蝶之说。

　　游春的人自然很多，有乘宝马香车的，“玉轮碾平芳草”，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，车中的贵妇娇娃，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。但“半面恼红妆”，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。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，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。李商隐《南朝》诗云：“地险悠悠天险长，金陵王气应瑶光。休夸此地分天下，只得徐妃半面妆。”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，犹如徐妃之半面妆，如取用李商隐诗意，则“半面恼红妆”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，只图苟安一时，如同南朝梁、陈末年故事。这种时事使人烦恼，故云：“半面恼红妆。”惟此，前面的“玉轮碾平芳草”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，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，可能显得牵强一些，但是，“半面恼红妆”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，很值得探究。

　　下片“风乍暖，日初长，袅垂杨”三句，写的是初春景象。风才开始变暖，白天才开始变长，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。三句非常紧凑。从几种事物中观察，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。而以下的三句“一双舞燕，万点飞花，满地斜阳”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。关于燕子，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，如《山花子·春恨》“惟有无情双燕子，舞东风”，《眼儿媚》“只愁又见，柳绵乱落，燕语星星”、《蝶恋花·春日》“燕子乍来春渐老，乱红相对愁眉扫”、《江城子·病起春尽》“凭燕子，骂东风”。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。此处“一双舞燕”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，“万点飞花”更是暮春特有之景，“满地斜阳”也平添了一份凄清。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，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，意思上有承接，时间上有发展，似是感叹着“九十韶光如梦短”（《渔家傲》），由初春写到春夫，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。

　　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，情景相生，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。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。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“桃之天天，灼灼其华”的联想。而蝶粉斗香，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。接下来轮碾芳草，红妆半露，也是情态毕现，鲜明如画。整个上片着笔于人，浓墨重彩。下片则转而写景。风暖日长，垂杨袅袅，双燕翩翩，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。景润人心，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。结尾“万点飞花，满地斜阳”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。正如杜甫《曲江》“一片花飞减却春，风飘万点正愁人”及梅尧臣《苏幕遮》“落尽梨花春事了。满地斜阳，翠色和烟老”所歌咏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元明清词鉴赏辞典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2年12月版，第333-334页2、 薛玉坤，鞠婷，何抗．古小词精华：苏州大学出版社，2012：第212页

落叶萧萧淮水长，故园归路更微茫。
一声新雁三更雨，何处行人不断肠。

　　这首诗诗前两句写悲凉的秋景，后两句写作者因回家路漫漫而悲伤的感交集，柔肠寸断的心情。这首诗因情会景，复因景生情，进而以景显情，将诗人欲归乡不得，极其凄清冷寂的心境渲染淋淋尽职。

　　首句化用杜甫《登高》诗中名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合二为一。杜诗作于四川夔州，袁诗作于南京，但都在长江边，情境俱切。

　　在这句所写的萧瑟景象中，已透出伤感的气氛，接着点出伤感的原因：“故园归路更茫茫”。“更”字比较的基础是前句的“江水长”。长江滔滔数千里，在南京一带，江面辽阔迷茫。而回到故园的道路，比它更为漫长，渺渺不可见。细心的读者马上会发现：从南京到松江，道路算不得太远，交通又十分方便，这样说是不合道理，但正是从这不合理的表述中，隐约透露真情。原来故园隔绝的原因，并不是天遥地远，而是身不由己，羁縻朝廷。况且又处处危险，弄不好就要送命。这样的处境中，遥望归乡之路是“茫茫”无尽头，此意闪烁，一点即止，下面转写，“夜坐”情怀。

　　在思乡的焦虑中，听到南飞雁群的鸣声，想到人竟不如雁儿自由，可以往来高空，无所阻遏。说“一声新雁”，是突出心理的敏感，也就表现出思归的急切。但终究是无可奈何，长夜枯坐，不能入眠，听那淅淅沥沥的秋雨，飘洒到三更。不用多说，“三更雨”已经从侧面描绘出诗人百无聊赖的、沉闷的心情。结句不从第三句直接引申，作深一层的抒发，却眺开一步，说此情此景，令离乡之人，无不哀痛欲绝。这也是吞吞吐吐的笔法，避免对自身的境遇，切入太深。同时也隐含世路崎岖，伤心非我一人的意思。

　　这诗字面很陈旧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新意。但仔细地读，才感觉到种闪闪烁烁，欲说还休的沉痛，表述其实是很用心。选用陈旧的语言、意象，只是要把某些尖锐的情绪掩盖起来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霍松林主编．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93.05：第1309页

　　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，见其所蓄，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，而所不能致者惟竹。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，其为园，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，或千钱买一石、百钱买一花，不自惜。然有竹据其间，或芟而去焉，曰：“毋以是占我花石地。”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；然才遇霜雪，又槁以死。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，则人益贵之。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：“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。”呜呼！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。然穷其所生之地，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，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。而绝徼海外，或素不产竹之地，然使其人一旦见竹，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是将不胜笑也。语云：“人去乡则益贱，物去乡则益贵。”以此言之，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乎！

　　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，遍植以竹，不植他木。竹间作一小楼，暇则与客吟啸其中。而间谓余曰：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，亦足适也。因自谓竹溪主人。甥其为我记之。”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，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？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？昔人论竹，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。故其巧怪不如石，其妖艳绰约不如花。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，不可以谐于俗。是以自古以来，知好竹者绝少。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？不过欲以此斗富，与奇花石等耳。故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。

　　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，裘马、僮奴、歌舞，凡诸富人所酣嗜，一切斥去。尤挺挺不妄与人交，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，此其于竹，必有自得焉。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，固有不能间也欤？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，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，而后快乎其心。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，而其好固有不存也。嗟乎！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！吾重有所感矣！

　　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，一贵一贱，形成鲜明的对照；进而推理叙写“绝徼海外人”可能有的态度，从而发出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”的慨叹；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，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，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。

　　入题之前，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，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，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，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，其中不仅有“斩竹而薪之”的江南人，还有“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”的京师人，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，一旦见竹，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这就产生一种感觉，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。在这里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，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、绝徼海外之人。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，充分显示了世人“物去乡则益贵”的心理状态，从而得出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”的结论。

　　这一段内容有叙，有议，有结论，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，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，泛泛议论，显得随意而亲切。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，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。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，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，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：他身居江南，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；他贵竹，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。

　　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，互成对照，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，这恰如峰回路转，忽见其异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，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，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。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，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。

　　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，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。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，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“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”。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，并最终导出了题旨。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，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，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。

　　作者把“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”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，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，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，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，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，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。经过层层推演，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：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，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；而“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”。

　　作者最后断语，即使居地不产竹，任君必力致之；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，他也无意于此。有以上的反复衬托、对比和论析，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；同时，它与任君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”的表白逆相绾合，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。

　　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，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，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。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，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——绝徼海外之人；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，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，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。全文前后环环相扣，舒卷自如，浑然—体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 ．名家赏文坊 元明清文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4年04月第1版：第45-48页

王翱一女，嫁于畿辅某官为妻。公夫人甚爱女，每迎女，婿固不遣。恚而语妻曰：“而翁长铨，迁我京职，则汝朝夕侍母；且迁我如振落叶耳，而何吝者？”女寄言于母。夫人一夕置酒，跪白公。公大怒，取案上器击伤夫人，出，驾而宿于朝房，旬乃还第。婿竟不调。 　　秉公。王翱作为朝廷中选拔官吏的长官，要调动女婿的工作，真是轻而易举。但他秉公处事，任凭夫人“枕边风”怎么吹，他就是不干，最后竟与夫人“对着干”。2004年因公殉职的河南登封公安女局长任长霞，“奉命于危难之间”，在整顿当地极为混乱的治安局面中，她一身正气，秉公处事，两年间铲除了数十个大小不等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伙，百姓交口称赞。秉公才能执法，秉公执法才有正气。